锡金：一个默默消失的国家

从旅行目的地说起

带娃这几年，没出过远门。小孩日渐长大，可以开始考虑国际旅行了，尽管也还是明年的事。

年假就这么点，第一站太远去不了，小孩在飞机上也坐不住十几个小时，可选范围其实不大：

往东去，是文化与我们接近的日韩，不算体验异域风情的好地方，但东京迪士尼是个好去处。
往南去，有几个相对安全的东南亚国家和大量度假海岛，挺适合的，留待考察。
往西去，是一众斯坦国，异域风情是有的，不过相对陌生，老婆不感兴趣。
往北去，是蒙古和俄罗斯两个邻国，蒙古兴趣不大，俄罗斯的精彩多集中在欧洲部分，太远。

感叹选项如此贫乏之余，发现还有一个方向没有考虑：目光投向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头，南亚次大陆。

印度很少出现在国人的旅行目的地中，但这里不只有印度。我分明记得喜马拉雅山脉南坡还有尼泊尔、不丹、锡金3个国家，我小时候看地图特别留意到它们，还自作主张把它们称为“喜马拉雅三国”。

诶等等……锡金怎么不见了？

锡金的历史：在外力下随波逐流

在地图App里，锡金赫然标注为印度的一个邦。无论是百度地图还是谷歌地图，结果都一样。那个曾经夹在中印之间、刚好把中印隔开的主权国家，已然无声地消失了。

我查了一番资料，一段尘封的历史浮出水面。

1975年4月14日，锡金王国举行了一场关于“是否保留君主制”的全民公投。最终，高达97.5%的投票者支持废黜国王，将锡金并入印度。一个月后，印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，锡金正式成为印度的第22个邦。锡金王国，这个在喜马拉雅山麓存在了300多年的国家，就这样在一次看似“民主”的投票后，从地球上被抹去了。

这个过程看起来天衣无缝：锡金人民“自愿”放弃主权，印度“顺应民意”接受合并。但问题是，在国际法上，两个国家“你情我愿”地合并，这事就算成立吗？

这触及了国际法中最核心的一对矛盾原则：“人民自决权”与“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”。理论上，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权通过公正、自由的程序决定自己的命运。但如果这个程序是在外国军队的枪口下进行的呢？那所谓的“同意”，其合法性便荡然无存。而锡金的公投，正是在印度军队完全控制首都、国王被软禁的背景下举行的。这与其说是民意，不如说是一场逼宫。

国家覆亡后，锡金末代国王帕尔登·顿杜普·纳姆加尔和他的美籍王后霍普·库克流亡美国。他们并未就此沉寂，余生都在为复国奔走呼号。国王利用一切机会，包括在美国国会游说、接受媒体采访，揭露印度吞并的真相，试图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。然而，在美苏冷战大背景下，这些悲壮的努力仅仅换来了同情，却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。1982年，国王在美国因癌症病逝，锡金王室的复国之梦，也随之彻底破灭。

要理解这场悲剧，要将时间拨回更早的时候。锡金，古称哲孟雄，曾是清朝的藩属，与西藏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联系。19世纪，大英帝国的殖民浪潮席卷南亚，锡金的保护国关系，从清政府转移到了东印度公司和英帝国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，英国人为了开发和控制锡金，强行要求租下锡金的大吉岭地区，然后引进大量尼泊尔裔劳工从事采伐，为锡金的覆灭埋下了致命伏笔。

大吉岭

1947年，印度独立，它完全继承了大英帝国在南亚的“势力范围”和地缘野心。1950年，印度与锡金签订条约，确立了锡金为印度“保护国”，控制了其国防、外交和经济命脉。

接下来的二十多年，印度一边扶植由尼泊尔裔移民组成的政党，一边激化他们与信奉藏传佛教的本地统治者之间的矛盾。到了冷战白热化的70年代，印度终于等来了它的机会。

当时，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无暇他顾；苏联为了在南亚压制中国，与印度结成了准军事同盟，为印度的地区扩张放行；而中国则仍处于“文革”末期的动荡之中，虽对印度的行径发出最强烈的谴责，却无力进行实质性的军事干预。

当然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，那时候锡金并非联合国成员。锡金自受控于英帝国起，从未真正拥有过外交权，两任强权自然不会给它加入联合国的机会。

在这样的大国默许与无力干涉的背景下，印度于1973年出兵锡金，接管政府。1975年，印度军队解散了国王的卫队，导演了那场所谓的“全民公投”。一个主权国家，就这样在国际社会的漠视中悄然终结。直到2003年，出于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考量，中国才最终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，并于2005年首次在出版的地图上把锡金归为印度。

地理与人口——决定地区格局的原动力

深入现象背后，不难发现，决定锡金命运的，除了大国博弈，更有两个冰冷无情的底层变量：人口和地理。

一个国家的根基，是它的人口。人口规模，可以看作国家的“硬件”。而国家认同故事，则是运行其上的“操作系统”。要削弱一个国家，常见的低成本手段就是攻击它的“操作系统”，让它的民众质疑它的国家认同故事，增加这个国家调动资源的难度。大国之间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这么干。

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低于“临界数量”，那么它的“硬件”本身都是脆弱的。外部力量甚至不需要攻击它的“操作系统”，而是可以直接调包“硬件”：替换它的人口。

锡金的悲剧正在于此。1975年，其总人口不足50万，什么概念？要知道中国稍大些的小区，人口就能有1万。50个这样的小区，在广州可能只是街道级行政单位，在锡金就是整个国家。在拥有天量人口的印度面前，这几乎不堪一击。从英国殖民时期开始，持续涌入的尼泊尔裔移民，从根本上改变了锡金的人口结构和宗教信仰，以本土民族和藏传佛教为核心的王室统治已经危如累卵。当这些移民成为多数民族后，印度只需稍加挑拨，就能以“民主”之名，让这块被替换了九成以上的“硬件”，投票删除原装的“操作系统”。

地理的作用，则是让地区强权产生了“势力范围”的观念，赋予它们扩张的动机。一个地区强权视其周边地理单元内的弱小邻国为囊中之物，是地缘政治中最古老的法则。虽然不一定要吞并或占领，但必须是盟友，至少是缓冲区。

南亚次大陆三面环海，北面又被世界最高山脉隔绝，自成一片小天地，这里是印度的主场。19世纪美国的“门罗主义”宣称“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”，本质也是利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地理屏障，将美洲大陆划为自家后院。今天的俄乌战争，底层逻辑也一样，绝不容许核心势力范围内的国家，重装一个与自己敌对的“操作系统”。

藏南地区（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）的现状，也是这一规律的产物。这块中印之间最大的争议领土，其性质与锡金完全不同——不是国家吞并，而是两个大国间的领土争端。但驱动其现实格局的，是完全相同的底层力量。

我们可以把这片区域想象成一个巨大的、朝南倾斜的“屋顶”。印度位于屋檐之下，可以顺着天然的河谷轻松地向上攀爬。而中国则位于屋脊（喜马拉雅主脉）另一侧，需要先克服高寒缺氧的环境，翻越屋脊，再从悬崖峭壁般的北坡向下进入，难度呈几何级数增加。这种地理条件上的不对等，使得印度可以轻易地将人口和行政力量渗透到屋顶的南坡，形成事实上的控制。尽管1962年中印战争中，中国以压倒性力量迅速控制藏南地区，以表明我们坚决的领土主张。但长期实控则是另一回事，成本过于高昂。主动撤军、转为舆论对峙也是情理之中的结果。

不管怎样，在人口和地理的作用下，锡金这个弹丸小国，就这样消失在风中了。即使在被吞并前，它的独立性也早已名存实亡。我小时候在地图上看到的，只是它的幽魂。历史就是这么冷血。

警惕的邻居：不丹和尼泊尔

锡金的命运，不丹和尼泊尔两个邻居都看在眼里。唇亡齿寒的恐惧，让它们对印度的野心时刻保持着最高警惕。

印度不是没有野心，而是故技重施的成本和风险已经变得太高。不丹和尼泊尔为了幸存下来，也在“硬件”防护和“软件”凝聚力上都付出了大量努力。

首先看人口“硬件”。

1975年，当锡金只有不足50万人口时，不丹数倍于它，但还在同一个数量级上，尼泊尔则是高达千万数量级。通过移民换掉不丹人口并非不可能，但它吸取了锡金的教训，主动为自己的“硬件”加上了防护。尼泊尔则堪称“民族博物馆”，其境内有超过140个官方认定的民族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占到17%以上。这种极致的多元化本身，就让任何试图通过扶植单一族群来颠覆国家的图谋变得非常困难。但尼泊尔和印度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更多体现在经济和宗教上。

尼泊尔80%以上人口是印度教徒

更重要的是国家认同这个“软件”。

尼泊尔拥有从未被彻底殖民的历史优越感，有保持独立的历史基础。而印度无休止的政治干涉，反而成了凝聚其国内上百个民族最有效的粘合剂。

不丹则更为弱势，它的情况和锡金非常像。但它精心构建了以“国民幸福总值”为核心的独特国家叙事，同时捍卫其人口纯洁性。不丹政府自上世纪50年代起，为保护主体民族文化而对尼泊尔裔移民采取同化或驱逐措施。这种主动“硬件清理”，保持了民族与文化的独立性，杜绝了被釜底抽薪的可能。但由于地理上的无路可退和经济上的依存，依然无法阻挡印度的影响在国内全面蔓延，请不走这尊佛。

不丹的文化与我国西藏非常接近

看这两个弹丸小国用尽浑身解数，可以想见，一个大国要维系自身的国家认同故事，需要付出多少努力。

讽刺的是，印度自己的国家认同故事讲得还没他们好，很难去攻击别人的故事。印度的国家认同其实比较空洞：“团结在多样性之中”。对广大的印度民众而言，“我是印度教徒/穆斯林”、“我是泰米尔人/旁遮普人”这类宗教、民族身份，在日常生活中远比“我是印度人”这个现代国家概念来得更具体、更强烈。印度无法输出一个比“廓尔喀的荣耀”或“龙之国的幸福”更有吸引力的故事，来说服邻国放弃自己的“操作系统”，因为它自己的“操作系统”就是一个为了兼容而充满补丁的系统。

今天的国际大环境也早已不同。全球化将所有国家捆绑在一起，社交媒体能瞬间放大一切冲突，舆论胜利甚至许多时候能比军事胜利更重要。当年吞并锡金只是地区新闻，如今再想这么做，必然会成为震动全球的丑闻。在南亚这块地方，地理条件和人口是偏袒印度的。尼不两国的种种努力，也只能让它们保持表面上的政治独立，不至于从内部垮掉。至于其他方面，则已经不同程度与印度捆绑。维持两国独立底线的力量，可能更多还是来自国际社会，来自外部，也来自印度自己的权衡。